总在想，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觉得现有的空间已经足够自由，有的人却总觉得自由远远不够，要去不断地争取自由。我想把这种分别大致归因于消费的自由和创造的自由这两种自由的差异。

      我所说的这种消费，不一定是要花钱买什么东西。只要你在使用现有的、他人提供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使自己获益，都算消费。而创造也不一定是你要去亲手制作、组装出一个什么精密仪器，只要你是在把一样东西从无到有地弄出来，或者给一件已经存在的事物增加新的元素、新的属性，都可以算创造。

      为什么说这两种行为对自由的需求有本质上的差异？比方说，你吃饭所要求的自由，其水平就远远低于农民种地所需要的自由。你只需要在市场上、饭店里所提供的那些食品当中挑选一些，然后把东西买下来，吃，就行了；这当中最大的自由可能就是你在有钱的基础上要有挑选食品的自由，你要在菜单、食品摊所提供的这些东西当中选择一个或者几个。但是农民种地，首先需要有地，要有地就要捍卫自己的土地权利免于侵犯的自由，而这在我国实在是不容易，近年来农民群体性事件里，绝大多数都跟土地问题有关。有了地还要经受各种天灾的考验以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更需要免受人祸的自由以防范权力和罪恶对它们的侵蚀。即使粮食种出来了，整体上被压得低得不能再低的收购价让他们公平参与市场交易的自由也丧失殆尽。

      你读书需要的自由显然远远比不上出一本书所需要的自由；你在报上、电视上看各种花花绿绿的新闻，似乎觉得很自由，但这远远比不上记者、编辑做新闻时对自由的渴望；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品牌可供选择，真是自由，可是对于创业者来说，他们的自由又有多少；你上网发现各种主题的网站多得简直看不过来，不是自由不够而简直就是自由严重过剩，可是你真的去办一个网站，才能体会到你仅存的这点自由到底是什么滋味。一句话，消费的自由就是在现有的东西里选择的自由，创造的自由则是需要突破现有的选择范围，创造新的选择的自由。一些东西到现在还不存在是有理由的——不幸的是，很多这种东西的不存在正是因为自由的范围被限制，缺乏创造的自由。

      我不敢断言，但我觉得大致是这样：看看周围那些认为环境很自由的人，要么就是一直在不断消费却极少创造，用五光十色的消费来把自己包围，要么就是通过大量的消费给自己的少量的创造铺平了或者说买通了道路。那些说“中|国人|权比美国好五倍”“我还不知道哪个国家的比我们国家的网络更开放”这类话的人，看看他们的生活，必然是用消费填充着的，从未或很少创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的。至于怎么个消费法，大家心里清楚。

      对于很多没有更大的自由需求的人我们当然不该责备，因为首先不是每个人都能一步从消费者跳跃到创造者，在创造之前总有一段时间是不会触碰强权给自由设定的现有边界的；何况有些人对于不断消费以满足需求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很满意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也止于此，强求不得。但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环境，那就是消费的人有消费的自由，创造的人也有创造的自由；当消费者有一天想开始创造时，不会发现，环境怎么突然变得不自由了。

      当然了，自己内心的自由和觉得环境很自由大概是两码事儿。保持自由的心境和态度，其实正是我们对抗不自由的一种有效方法。当我们默认自己拥有某种自由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将不自由的迷雾逼退了一步。

      因此所谓争取自由可能也并不空洞，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带着自由的心境努力去创造有意义的东西，在不断的创造中捍卫已有的自由，撑开自由的空间。

      刚才看到一条新闻，《年内电影票 将实行“限价”》，想到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商品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那就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它们的价格已经高到工薪阶层、中低收入人群很难有钱消费或者很少消费，但是占很少比例的富人的绝对数量却足以支撑起这样一个行业继续在普遍高价的条件下运转。最典型的就是这几年社会上一直在讨论的商品房限价。现在好了，都扩展到电影票上来了。我向来觉得，拜审查制度和配额制度所赐，只要在国内电影院上映的片子，绝大部分肯定都是烂片。但是老百姓真的已经连烂片都看不起了。

      虽然是凑合下来的，但是我的专业咋说也是跟公共经济有关的，我觉得既然说是要搞市场经济，那么政府像这样对非公共商品和非公共服务进行限价显然是不太正常的。但是确实存在这样的矛盾：不限价吧，确实价格高得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了；限价吧，今天限了这个明天还可以限那个，政府的行政干预肯定会越来越多。显然居民收入的涨幅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我相信还有很多东西的价格可能再涨那么一丁点，普通老百姓就也买不起了；但是对于很多富人来说这点价格变化根本就没有意义，想买什么接着买什么，需求还是那么大，物价还是可以接着涨而不用担心没人买。房价不就是这样的么。

      那也就是说还是要限价的。政府理由很充分啊，要让老百姓都能住得起房，看得起电影，以后说不定就是要让老百姓喝得起奶，吃得起肉。限价就意味着商家最高只能卖这个价，这个价格是低于市场调控的正常价格的，那我们可以断定绝大部分商家会把自己的价格定成最高限价。结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品被限价，也就等于越来越多的商品由政府来定价，是不是会导致几个结果：第一，市场调控价格的作用基本就失效了，至少是在这些限价领域失效；第二，黄牛、黑市、地下交易越来越猖獗，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没有手段可能还是很难买到东西；第三，政府以维护老百姓利益为由，不光限价，还可以对原本归市场负责的其他领域进行更加全面的行政干预，最终把权力的触角伸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虽然学了很多经济学的课但是我学得很烂，所以这些问题可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不过还是很希望有人能解答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真的要朝这个趋势发展，那绝对是灾难。我觉得解决办法绝对不是继续加大对微观领域的具体干预，而是要刻不容缓地减小贫富差距。唉不过即使这样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他们甚至连强力维稳越维越不稳这个道理都不懂。

       对于卡扎菲的死，我还是有些惋惜的。当然惋惜的不是一个独裁者的失败和死亡，而是他被活捉后竟被当场打死。他的死没有任何法律审判的依据，他的罪责没有经过严肃审判的明定和昭彰。

       自17世纪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审判后斩首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元首在政治变革后受到审判。经过公正的审判对前国家元首定罪甚至处决，其意义与激情驱使的当场枪毙截然不同。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对有罪者罪行的否定，更是一种对法律至上的肯定和对世人的启示。对意图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的国家更是如此，既然想要一个权力来自人民的新政权，那么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实践正当从即刻开始。何况，士兵一个枪子儿把你崩掉，仅仅意味着他认为你该死，其他的什么也无法证明；而将罪犯至于法庭之上，郑重地宣读判决书，则明明白白、无可争辩地宣告着罪犯的罪有应得，并告诉其他人，后犯者将同样依法处理。

       几个士兵，不听军官的“恳求”， 就乱枪把卡扎菲打死；随后利比亚举国欢腾，人民上街庆祝。除了说明“过渡委”军队的松散性之外，更告诉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独裁统治，利比亚的老百姓心中深藏了多大的仇恨和怒火。也难怪，卡扎菲所惯用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暴力，那么在百姓看来，同样用暴力来对付施暴者自然没有什么不对了，正所谓“不杀不足以 平民愤”。当然我们不能责备满腔愤怒的利比亚百姓，因为从被独裁者持久的强力压制，到这种压制所导致的革命的强力反弹，怒火没有什么喘息和缓冲的机会，更别提什么思想的启蒙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在卡扎菲长期的教导和示范之下，以暴制暴的报复心理得以在他自己身上得以施加。到底是谁杀了卡扎菲？我看没别人，就是他自己。

       早有学者指出，在革命之前，有一个“改革与革命赛跑”的时期，统治者的改革跑不过革命，那就难逃大的动荡和破坏。对于利比亚来说，改革可能从未起跑，而革命则激进地冲刺，惨烈的下场不可避免。对于现存的专制和威权主义统治者们来说，卡扎菲的死为他们敲响了警钟。是想给社会一条平稳的转型之路，还是想给自己留下一颗致命的枪子儿？留给他们做选择。

       update:贾利勒宣布利比亚要实行伊斯兰法，我觉得对利比亚人的真正自由不用抱太大希望了……

       一直想说说对于微博和谣言的看法，《北京日报》这篇《网络微博诚信缺失将无以立足》让人不吐不快。文章列举了国内微博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谣言，认为某些微博“污染着网络环境，败坏着社会风气，扰乱着社会秩序，严重损害了我国互联网的形象和公信力”，称“大量事实说明，互联网尤其是微博正在成为虚假信息、非主流思想文化的主要集散地和负面舆论的放大器，滋生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建立诚信的一个根本措施就是微博全面实行实名制，提倡博主亮明身份，光明正大地发布信息、表明观点。”

       该文作者的一大论点是，微博谣言的一大危害是“冲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扰乱了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在作者心目中，一切有益的讨论应当是围绕，至少是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于广大享有言论自由的微博用户来说，这无异于设定了一个“绝对正确”的标杆。换句话说，我们在网络上发言，首先必须考虑要表达的观点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是作者所界定的“正确言论”，符合该标准方可发布。对于这种强加言论过滤标准的行为是否合理暂且不提，问题在于，什么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谁有权力来界定什么是我们应当共同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谁又有权力来判别什么观点正确什么观点错误？

       翻过我手上这本《评论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的扉页，展现在眼前的是“关于言论自由的经典判词”，下面列出的美国重要言论案件的判词摘录不愧为经典。“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绝对正确是否存在本身就值得讨论，而如果存在这么一种相对的最正确，那也应当是在充分的讨论中，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上最终的胜出者。只要一种言论没有直接危及他人的利益，就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自由市场之外。至于文章作者所说的我们应当维护的那个“核心价值观”，我想问问各位，你知道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吗？恐怕少有人能说清，因为定义的权力始终掌握在当权者手中，任由他们解释去了。这还罢了，要是连真实和正确的定义权也被彻底夺去，那样的世界就真的只能用“恐怖”来形容了吧。

       说微博产生了严重的危害，那么微博到底危害了谁？说危害了“我国互联网的形象和公信力”，那国外的社会化网络服务的开放性相对于国内微博来说孰高孰低自不用说，可我也从没听说Twitter上的谣言对国际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各国社会因Twitter大行其道而世风日下；怎么在严格管控下的国内微博就如此张牙舞爪？说危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那完全就是找借口为当局的无能开脱。《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最大意义就是确立了“真实恶意”原则，如果对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批评报道没有真实恶意，不能算是诽谤。可见一个言论环境宽松的国家，即使具有更大影响力的媒体对官员的错误批评尚被容忍；我们作为个体在微博上发几句牢骚，就把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给损害了？我们的政府还真是弱不禁风。

       建立诚信的根本措施绝对不是实行实名制。在这样一个管控压力相对较大的环境下，实名制只能使公众发表看法的意愿被可能遭受打压的恐惧所抑制，最终使整个舆论陷入沉默的螺旋。自己就在使用笔名的该文作者始终未提及的一个重要现实，也是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身边谣言产生的土壤不是少数人的“别有用心”，而是真相揭露和传播的不畅。如果存在具有公信力的信源，真相得到及时的发布和传播，即使那“少数人”再怎么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也斗不过阳光下显而易见的真相。

       9月4日一早，滨江都市武汉，88岁的李先生摔倒在路上，鼻子受伤。众人从他身边走过，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帮他一把，任他躺在地上，闷死在他自己的血液中。

       本周，中国的网民们表达了他们如泉涌般的同情——是对那些围观者的同情。这种事儿在这里并不鲜见。最近几年，数起老年人在公共空间摔倒或遭遇事故后起诉向他 们伸出援手的“活雷锋”的案件备受瞩目。这些案件给人们带来了真实而普遍的恐惧，生怕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会导致个人的经济损失。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随后发起一项在线调查，问大家是否愿意帮助在街上摔倒的老人。80%以上的调查参与者表示，由于担心被敲诈，他们同样不愿意帮忙。中国最大的微博新浪微博上一则调查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43%表示他们不愿帮忙，38%表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20%的人表示他们“当然”会提供帮助。

       中国人长久以来对他们的儒家尊老的传统引以为傲。而这些事件已经引发了公众对于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水平下降的严重关切。

       这种现象缘起2006年11月20日，65岁的南京老太徐寿兰在试图上公共汽车时摔倒，股骨骨折。26岁的彭宇第一个帮忙。他给了她200元人民币并送她去了医院，陪护她直到她的家人赶到。作为报答，徐老太向彭宇索赔136419元人民币，合18000美元，声称就是他把自己撞倒的。

       法庭决定彭宇赔偿徐老太人民币45000元，合6076美元，使之成为最近十年来中国司法界最著名也最重要的裁决之一。法庭没有掌握任何能够表明彭宇犯下徐老太所指控的罪行的证据。但法庭却运用“常理分析”标准，称彭宇向徐老太提供的帮助足以说明他的内疚。对于当时许多受到冒犯的中国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出于礼貌的简单举动。

       彭宇案只是这一系列老人诉普通人案件的开始。另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件中，法庭判决一位因为害怕被车撞到而摔倒的老太太获得赔偿——而双方都认可，在她摔倒的时 候，车距离她还有四五米远。另据《中国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江苏省的一起类似案件促使北京电子市场上车载摄像头的销量猛增。

       而这些案件对中国尊老传统产生的腐蚀效应还有一个最为确凿的证据：2009年一位75岁的南京老汉在公交车站摔倒，据报道他向围观者喊道：“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那时，直到那时，才有人上前扶他。

       跌倒是中国老年人伤亡的首要原因。显然是基于这一事实，中国卫生部才决定在这周发布这份41页的文件——《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该文件已酝酿数年；随之一起发布的还有详细说明帮助溺水者及车祸中的儿童的技术规程。

       但这份文件发布的时机——李先生在街上窒息而死才没几天——实在糟糕。绝大多数中国网民和社论作家都将其解读为对于中国拥抱资本主义三十年来中国传统价值衰败的近乎音盲而机械性的反应。

       在中国主要的财经新闻门户网站财讯网的一篇社论中，迟精蕊写道：

    公众普遍认为，如果时间倒退30年，扶起一位跌倒的老人不比现在在公交车上让个座位难。那么，在这漫长的30年时间里，是什么使我们丢失了“爱心”、遗失了“公德”呢？

       一般情况下答案都是钱。“在中国，扶老是风险投资，投资回报率通常为负。”新浪微博用户“字里千秋”写道。

       9月7日午后，“卫生部”即成为拥有200万用户的新浪微博的第二热门关键词（本周末的“中秋节”排名第一）。网上的讨论通常都是蔑视性的，在关于国家对帮助老年人制定的指南及它们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不可行性这个话题上更是如此。

       自由撰稿人水银河在新浪微博上写道：

    太坑爹了。（如果老年人）跌倒应在家庭成员陪同下到医院，要是联系不上咋办？等死？

       有些人看到的是卫生部的无能，而有些人看到的则是幽默。指南话题成为了网民自编冷笑话的平台，而这正是中国微博用户群的一大特色。

       新浪微博用户“教科书”遵循这一流行做法，提供了一些他自己的指南：

    1、打120（中国的急救电话号码）。2、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摄像头，或者等更多的人过来，然后再扶起老人。3、用手机拍照以免悲剧发生……4、如果你不在大陆，请无视以上，正常行动。

       不过，“最尖刻老人跌倒干预追加指南奖”还得颁给杭州《钱江晚报》评论作者。他们的建议包括：

    3、相机、摄像机这些都是救人的必备装备……4、到公用电话亭打110或120，记住不要留名，记住得是公共电话……打完电话后，再回到现场围观（注意：只是围观，不要有引人注目的言语和举动）。

       无论怎么个幽默法，这场讨论的潜台词令人不安——甚至有些悲催：中国的社会公德已经如此衰败，老年人再也别指望他们的同胞们会向他们提供帮助了。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在新浪微博上直截了当地总结了这个问题的深刻性：“若对倒下的老人施予援手的愿望都没有，再好的技术意识和能力也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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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9-08/in-china-don-t-dare-help-the-elderly-adam-minter.html

In China, Don't Dare Help the Elderly

By Adam Minter

On the morning of Sept. 4, in the riverside boomtown of Wuhan, Mr. Li, an 88-year-old man, fell in the street and injured his nose. People passed him by, but no one raised a hand to help as he lay on the ground, suffocating on his own blood.

This week, China’s netizens have expressed an outpouring of sympathy -- for the bystanders. This is nothing new her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high-profile cases of elderly men and women who have collapsed or suffered accidents in public spaces who then sue the good Samaritans who have tried to help them. These cases have created a genuine and widespread fear that helping a person in need will lead to personal financial loss.

In the wake of the Wuhan incident, People’s Daily, 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the ruling Communist Party, ran an online poll that asked if people would help a collapsed elderly person on the street.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aid that they, too, wouldn't help for fear of extortion. A poll on Sina Weibo, China’s leading microblog, showed a similar result: 43 percent said  they wouldn’t help, 38 percent said they weren’t sure what they would do, and only 20 percent said they would “definitely” help.

The Chinese have long prided themselves on their traditional, Confucian reverence for the elderly. And these incidents have generated an exceptional outpouring of public concern over the decline of social ethics and morality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phenomenon essentially began Nov. 20, 2006, when Xu Shuolan, a 65-year-old woman, fell and broke her hip while attempting to board a bus in Nanjing. Peng Yu, a 26-year-old, was the first to help her. He gave her 200 reminbi and escorted her to the hospital, staying with her until her family arrived. In thanks, Xu sued Peng for 136,419  reminbi, or $18,000, claiming that he was the one who knocked her down.

In one of the best-known, most important Chinese judicial rulings of the last decade, a court decided that Peng owed Xu  45,000 reminbi, or $6,076. The court didn't have any evidence that Peng committed the crime of which he was accused by Xu. But the court, controversially, used the “daily life experience to analyze things” standard and claimed that the aid Peng gave to Xu was sufficient evidence of guilt. It wasn't, as many outraged Chinese at the time felt, a simple act of decency.

The Peng Yu case has been a precedent for lawsuits filed by seniors against everyday citizens. This includes a notorious case where a court awarded an old woman compensation for collapsing out of fear that she might be hit by a car –- a vehicle that  was, both parties agreed, 4 to 5 meters away at the time of her collapse. According to a columnist at China Daily, a similar incident in Jiangsu Province recently caused a spike in sales of cameras fitted for cars at a Beijing electronics market.

The most solid proof of the corrosive effect these cases have had on China’s reverence for its elderly, however, emerged in 2009 when a 75-year-old Nanjing man fell at a bus stop and reportedly yelled out to the bystanders: “I fell on my own, you all do not need to worry,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you all.” Then, and only then, did anyone offer to help him.

Falls are a leading cause of injury and death among China’s elderly. This fact was surely behind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Health’s decision this week to issue the 41-page document,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Falls by the Elderly.” According to Chinese state media reports, the document had been in the works for a few years; it was also released with guides detailing technical protocols for helping drowning victims and children involved in automobile crashes.

But the timing of the dcoument's release, just days after Mr. Li suffocated in the street, was terrible.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netizens and editorialists interpreted it as a tone-deaf, technocratic response to what many perceive as three decades of deca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that began when the county embraced capitalism.

In an editorial on Caixun.com, China’s leading financial news portal, Chi Jingrui wrote: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by the public that if we go back thirty years, it’s no more difficult to help a senior citizen when he falls down than to offer a seat on the bus. But then what has made us lose our "loving heart” and social morality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Usually the answer is money. “In China, helping a fallen senior is a risky investment and its overall rate of return is usually negative,” tweeted Time in Words, a user of the Sina Weibo microblog.

By early afternoon on Sept. 7, “Ministry of Health” had become the second-most popular trending topic among the 200 million users of Sina Weibo (this weekend’s Mid-Autumn Festival was no. 1). The online discussion often was contemptuous, especially about the length of the state guidelines for helping the elderly and their inapplicability to real-life circumstances.

Shui Yinhe, a freelance journalist, tweeted on Sina Weibo:

What a guideline. If the senior citizen falls, he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their family members to the hospital. But if we can't get in touch with them, what can we do? Let them wait to die?

Where others saw the Ministry of Health's incompetence, some saw humor. The topic of the guidelines became a platform for the spontaneous gallows humor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China’s microblogging masses.

A Sina Weibo user who goes by “Textbook” took the popular approach of offering some of his own guidelines:

1. Call 120 [the Chinese emergency number]. 2. Look around to see if there’s a watchdog or wait for more people to come, and then help the elderly person. 3. Take photos using your cell phone in case tragedy happens … 4. If you are in areas outside the mainland, you don't have to do any of this and you can act normally.

But the award for the most cutting set of additional guidelines for helping the elderly goes to the editorial writers for the Qiangjiang Evening News, a Hangzhou-based newspaper. They proposal includes:

3. Equipment such as still cameras and video cameras are all indispensable to saving people … 4. Call 110 or 120. Remember not to leave your name and use a phone booth ... After finishing the call, return to the site (Note: Just watch, never make any conspicuous speech or action).

Despite all the humor, the unsettling -- even tragic -- subtext to the discussion is this: There’s been such deterioration in the Chinese social contract that the elderly can no longer count on their fellow citizens for help.

Jiang Changjia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at Shanghai’s Fudan University, bluntly summarized the depth of the problem on Sina Weibo: “...if there’s no willingness to offer help to a fallen senior citizen, whatever technical awareness and ability we have is rendered useless.”